发布日期：2025-09-09 01:42 点击次数：142
文／舒 云
2003年10月15日，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飞上太空，成为中国航天第一人，中国也因此成为第三个载人飞天的国家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1961年，中国就曾计划选拔预备航天员。1970年，中国从1919名空军飞行员中选拔出19名预备航天员，后虽然因“九一三”事件搁置，但它奠定了选拔预备航天员的基础，为中国载人航天提供了经验和技术储备。
1961年，中国选拔24名优秀飞行员集训，实际是想选拔预备航天员
1959年初，苏联实施载人航天计划，成立航天员选拔工作组。1960年2月，苏联从3000多名飞行员中选拔出6人，组成预备航天员训练组。1961年4月12日，加加林乘飞船绕地球一圈后成功返回，成为航天第一人。
1961年，中国科学家提出载人航天的设想。那时中国刚从苏联买了两架米格-21飞机，以改装新机种为由，在河北沧州第十一航校秘密集中了24名优秀飞行员，“学习飞机改装理论”。方国俊是其中之一。广州军区空军政委朱云谦对他说：“好好干，好事！靠你们年轻人，航空事业是往上发展的事业。”负责改装的余领队说：“苏联加加林上太空了，有什么感想？”方国俊说：“中国有加加林才好呢！”
窗户纸没有捅破，活动倒是不少。1小时体育锻炼，8小时学习，多数是自学。说是学习飞机改装理论，其实学的是载人航天的知识。空军几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轮流来聊天，看似漫无边际，好像在等待什么。后来有人透露：那时也想在你们这些人中出“加加林”。“闲”了三四个月，没有检查身体，也没有改装飞机。飞行员们急了，飞行条令规定3个月不飞需要重新飞。“板”拍不下来，只好放他们回去，要求随叫随到。方国俊回忆，后来科研人员还到南方找过他，当时他在外地疗养，没见到。
1970年秋，陆军体检队跑了10多个飞行部队，蹲点百余处。刘崇富暗笑：“我们这身体，选航天员也够格。”一语中的，还真是选预备航天员。方国俊那时是团长，正在机场组织飞行，接到紧急通知去北京，票买好了，什么也别问，当晚就走。方国俊意识到航天这件事又来了，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临走时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。
空军总医院腾出门诊楼二层
1970年4月24日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，国防科委向中央呈送《关于发展我国宇航事业的报告》。7月14日，毛泽东批示“同意”。国防科委组成预备航天员选拔领导小组，下设两个业务小组，一个是政治思想，一个是飞行技术审查和临床体检。空军训练部彭功阁副处长，国防科委航天医学研究所的黄志平、王德汉等专家参考美苏经验，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预备航天员选拔标准，规定35岁以下、飞行500小时以上的现役飞行员才有资格参加选拔。
11月中旬，接到紧急通知的飞行员陆续集中到空军总医院，其中有不少1961年参与选拔的熟面孔。时隔9年，大家心照不宣：“又来了。”他们穿上病号服，住在空军总医院专门腾出来的门诊楼二层，封闭管理，早6点起床，晚9点睡觉，熄灯后不能说话，有专人巡查。饮食也有专人配制。方国俊回忆，上一次主要是集中学习理论，这一次更注重体检，对身体和心理素质要求更高。
1971年1月，215人初检，88人进入特殊项目检查，主要是平衡机能、耐氧、特殊耐力、心理素质等项目。前庭功能检查在通县（今北京市通州区）的安-2飞机上进行，还上过歼教-5改装的失重飞机，盘旋、翻滚，飞4至6个抛物线，产生几十秒失重。突然轻飘飘，突然千钧重，不少人出现鼻塞、黏膜充血、耳鸣、脑涨等现象。飞行员需要承受5个G以上的载荷，而飞船进入大气层航天员则需要承受10个G左右的载荷，所以参加选拔者必须能够承受12个G的载荷才符合要求。检查中，有两名飞行员的肺部不幸被击穿，方国俊承受了12.5个G的载荷，是当时的最好成绩。选拔小组经过综合衡量，从留下的33人中精选19人，组成预备航天员大队。航天员训练筹备组组长薛伦说：“选拔标准不低于美苏航天员，有些条件甚至更高。最后目标定了4个人，方国俊以综合实力排在第一。但是预备航天员名单没有公布。”
柴鸿良回忆：我们开过一次大会，领导透露选拔航天员，请钱学森等专家讲飞船构造、性能等，还看过国外航天的电视或电影。李世长所在团来了两人，另一名姓陈的飞行员检查到一半就回去了。空3师的王志跃和邵志坚是航校同学，他们每一项都通过了。胡占孜飞失重时心跳有些不合格，他不知道名单上有没有自己。4月复检结束，所有飞行员都返回部队，被告知等待“下一步通知”。
“714”办公室筹建航天员基地
1971年4月，中央军委决定航天员训练由空军负责。5月12日，空军发出绝密电报，紧急命令空24师师长薛伦、空34师副师长李振军、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郭儒茂等7名干部，5月14日到北京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报到。5月15日，航天员训练筹备组成立，薛伦任组长，李振军负责政工，着手制定航天员训练计划。办公地点暂时设在空军学院，对外称“714”办公室，即毛泽东批示的日期。此事涉及最高机密，行政上归空军司令部领导。
空军计划成立宇航部，包括航天员、警卫队和保障人员等在内500人。当务之急是筹建航天员训练基地，以便当年11月集中预备航天员。几个月过去，航天员训练的机构设置，技术训练的内容、程序和理论教育，以及生活保障等一系列具体事项都在按计划推进。薛伦等人经过现场勘测，初步将航天员训练基地定在四川西昌机场，失重飞机建议改装英国“三叉戟”或苏制图-124飞机。科研人员按照复检合格者的身高设计了飞船舱体，预计1973年发射“曙光一号”载人飞船，搭载两名航天员。
谁也没有想到，“九一三”事件突然发生，空军成为“重灾区”。毛泽东批示：“先处理好地球上的事，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。”11月中旬，就在计划预备航天员集中之际，空军宣布解散航天员训练筹备组。预备航天员选拔小组成员李志刚说：“仓促收场，没有很好总结，预备航天员名单是否保存也不得而知。
最终入选预备航天员名单
笔者经过反复采访和核实，整理出1971年最终入选预备航天员的名单。
空1师副师长王荣森，山东人，1934年生，1949年1月入伍，1951年7月学习飞行，飞行时间近1900小时，离休前任空某军副参谋长。
空某团团长方国俊，河南禹州人，1936年生，1952年学习飞行，1987年停飞，飞行2000多小时，退休前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、少将。
空某团副政委李世长，吉林人，1935年11月生，1956年9月学习飞行，1989年停飞，飞行2000多小时，退休前任空某军纪委专职委员。
空3师飞行员王志跃，山东莱州人，1941年生，1958年入伍，1959年正式飞行，退休时任空3师师长。
空3师飞行中队长鲁祥孝，湖南常德人，1936年生，1949年5月入伍，1954年学习飞行，1987年停飞，飞行时间1000多小时，退休前任空某军副参谋长。
空某团领航主任柴鸿良，上海人，1958年学习飞行，1962年毕业，飞到最高年限，转业到上海航空公司继续飞行。
空某团团长邵志坚，山东青岛人，1940年生，1958年学习飞行，1963年从航校毕业，后任第十三航校副参谋长，转业后回青岛。
空某团团长张汝祥，1941年生，河北献县人，1958年学习飞行，飞行1700小时，后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、少将。
空某团副团长王福全，1939年生，天津宝坻县（今宝坻区）人，1958年学习飞行，1990年停飞，飞行1800小时，退休前任空某师师长。
空某师飞行中队队长王全博，山东寿光人，1940年生，1958年学习飞行，1991年停飞，后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、少将。
空某师飞行中队队长孟森林，1947年生，1965年学习飞行，1968年到航空兵部队，曾任副团长，后转业到大连工作。
空某师飞行中队中队长杜金城，1949年生，河南人，1965年入伍，学习飞行，后任第3航校副团长，转业情况不详。
空某师飞行员刘忠义，东北人，1958年学习飞行，后转业到上海工作。
空某团副政委马子忠，转业情况不详。
空18师54大队中队长董小海，1932年11月生，湖北武汉人，1951年入伍，后任空某师副师长，1987年退休。
空6军某师独立大队飞行员胡占孜，河北石家庄人，1958年16岁学习飞行，飞到最高年限，转业到民航继续飞行，退休前任福州民航局副局长。
空某师飞行中队队长刘崇富，1941年生，吉林长春人，1960年学习飞行，飞行2000多小时，1992年51岁时停飞，后任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员、少将。
空某师飞行员王福和，后转业到上海工作。
那时飞机、油料都少，他们的飞行小时并不多，但他们无比热爱飞行。至于航天员选拔，他们从不打听，选上就去，选不上回去继续飞行。
战斗英雄被优先考虑
在当时突出政治的氛围下，政治标准似乎更重要一些。尤其是打下过敌机的空军战斗英雄董小海、王志跃等，虽然身体有小毛病，能要也要。
1965年4月3日，董小海驾驶歼-6飞机在广西崇左县（今崇左市）上空战斗起飞。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此前被击落两架，这次它飞得更高，还连续五次蛇形机动。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。空7军指挥所指示“缓转变、小坡度、外侧跟踪”，董小海的飞行高度超过歼-6飞机极限，两次失速，都被他及时改出。距离敌机2500米时，地面指挥他以24度跃升。董小海判断敌机还远，拖了15秒，把距离压到2000米，以30度跃升，并不断修正，用光环套住敌机，200米时一举将其击落。这是航空兵18师第八次击落敌机。周恩来接见董小海和作战有功人员，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现场察看敌机残骸。1965年5月3日，国防部发布命令，授予董小海中队“航空兵英雄中队”荣誉称号。后来，董小海升任团长、副师长。
选拔预备航天员需要测试动态心电图，蹲下站起一分钟，董小海脸白了。他大几岁，耐力差点儿。但他是战斗英雄，还是入选了预备航天员名单。
1958年，王志跃17岁，毕业于山东莱州第二中学，正赶上招飞。100多人报名，最终只有他一人进入长春飞行预备学校。因油料短缺，只能保证防空作战，训练飞行大幅度缩减，飞行学员也大批停飞，所剩无几。那时飞行员每月都有体检，身体稍有不适就会被淘汰，飞出来非常不容易。
1968年1月20日，空3师小分队从蒙自机场起飞，埋伏在空中“守株待兔”。U-2飞机非常难打，完全靠目力搜索，还必须与地面精确配合，对飞行员的技术、心理素质要求很高。从发现到瞄准，供攻击的时间很短，稍一眨眼飞机就冲出一两百米，失去攻击机会，好多战友起飞都没有战果。那时王志跃刚完成改装，是后面双机的僚机飞行员。但因为他的位置更合适，就由他主攻。王志跃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利用余速跃升到2万米，从背后开炮。看见U-2飞机爆炸，他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，不自觉地大喊一声。这时飞机还在往前冲，U-2飞机碎片把他的飞机垂直尾翼打了一个洞，幸好不太严重。王志跃来到指挥所，领导当场宣布一等功，他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。
3月15日，两对战机升空。敌机在太阳背后，指挥所通报的高度稍低，前面双机跃升后并没有看到。飞机在高空会留下尾迹，俗称拉烟。王志跃主动搜索，看到前上方有很短的一条白线，遂指挥前面双机击落敌机，又荣立二等功。
王志跃飞了半辈子，遇到许多风风雨雨。比较险的一次是他即将起飞时，发动机突然失火。如果飞到空中，飞机上两三吨油用不了10分钟就烧光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1969年，王志跃结婚，妻子从上海空军医院调到山沟机场。家属院离机场二三十公里，离城里也有一二十公里，连菜都买不到。飞行员周六晚上八九点回家，周日下午走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如果赶上干部值班，还回不来。王志跃去北京参加预备航天员选拔，1971年春天回来才知道当爸爸了。1972年王志跃女儿出生，比哥哥小一岁，机场没有幼儿园，家里老人也帮不上忙，只能请保姆。家里无论什么事，包括两个小孩一起生病，王志跃妻子都不让王志跃分心。有这样的“后勤部长”，王志跃才能一心扑在飞行上。
空军少将方国俊的航天梦
1950年，方国俊参军，因读过高小，在连部当通信员。不久部队到鸭绿江边，准备参加抗美援朝。这时空军来挑飞行员。一个师上万人，只有他一人被选到长春第一飞行预备学校。飞行员每年两次政审，十几次体检。歼击机飞行员对身体条件要求更高，因为飞机速度快，又是一个人操作，强调飞行耐力。方国俊从小在家参加劳动，身体好。
那时中国教员都刚毕业，主要是苏联教员教。方国俊学习刻苦，不仅认真听，还喜欢琢磨、总结。歼击机上几十个仪表，有的要经常看，有的用余光扫一下就可以了。两边还有几十个开关，双手双脚都要上。方国俊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都是优秀，校长和苏联顾问都要他留校。但飞行员数量不够，方国俊也非常想飞歼击机，这样他成了飞行员。1964年大比武，他是“尖子”飞行员，被授予“郭兴福式教练员”的称号。
方国俊遇到过两次敌情。其中一次，天气很不好，虽然敌机很近，但在云层里根本看不见。塔台讲可以开炮，方国俊刚说没看见，敌机自己掉下去了。还有一次在福建前线，师长李春光打下一架敌机。上级也要给方国俊记功，方国俊认为自己只是带队掩护，不能记功。
飞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冒险性，最重要的是心理素质。方国俊在空中飞了一辈子，遇到的危险多了，他不在乎生死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级命令转场杭州。当时，正赶上倾盆大雨，根本看不见跑道。方国俊第一个下来，庞大的飞机像鱼雷一样落进水里，刹车进水失灵，他凭飞行技术和良好感觉安全落地，身后10多架飞机也都跟着安全降落。
1962年福建前线轮战，方国俊率8架飞机战斗起飞，与敌机距离越来越近。油突然从没有盖好的油箱口喷出来，糊满座舱盖，座舱像蒸笼一样随时可能着火，更要命的是挡住了方国俊的视线。幸亏敌机拐回去了，战斗警报解除。返航时油门小了，油烟也小了，但方国俊还是看不见外面，他只能凭仪表飞行。到机场上空，座舱才见一点亮光，平安落地。
1971年最终入选的预备航天员名单中，方国俊综合素质排名第一。他返回部队不久，被提升为副师长。选拔小组经常打来电话，也派人到部队来了解情况，几个月后就没有消息了。1986年，《解放军报》刊登中国要搞载人航天的消息，那时方国俊是军长。他做好了第三次被招走的准备，没想到又没有了动静。1988年，方国俊被授予少将军衔。停飞几十年来，他一直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。
1992年1月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再次立项。1999年11月20日，中国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发射成功。2003年10月16日，方国俊观看神舟五号飞船返回的电视直播。他身高与杨利伟一样，都是1.69米，体型也相似，恍惚感觉身着航天服的杨利伟就是自己。方国俊说：“如果让我上神舟号，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，都没有问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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